“令人头秃”的1982？波尔多传奇年份逸闻 | Jane Anson | Decanter葡萄酒趣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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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在伦敦高级葡萄酒私人俱乐部67 Pall Mall举办的品鉴会上，我选择了来自左岸梅多克主要次级产区的五家名庄，分别比较了它们的1982和1983年份。
我选择的五个酒庄分别是：宝玛酒庄（Château Palmer [玛歌]），玛歌酒庄（Château Margaux [玛歌]），碧尚女爵（Château Pichon Comtesse de Lalande [波雅克]），玫瑰酒庄（Château Montrose [圣艾斯泰夫]）和雄狮酒庄（Château Léoville Las Cases [圣于连]）。
之所以选取两家来自玛歌产区（Margaux）的酒庄（宝玛和玛歌），是他们分别打造了一款极为传奇的1983年份，实在不容错过。
82年是个令葡萄酒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年份，它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波尔多早期年份之一，比它小一“岁”的83年也不遑多让，玛歌产区尤其出众。
如果只谈论1982年份，我们可以捎带说说右岸：著名酿酒师和酒商Christian Moueix至今还在说，1982年份是他采收过的最简单的年份。但是说到1983年份，右岸的日子可不好过。在波美侯，持续的降雨直到九月的第三周才停歇，早熟的梅乐多少遭了殃。
降不下来的温度
书归正传——1982年波尔多左岸的气候，在现代酿酒师看来是个十分理想的年份。但对当时的酿酒师而言，它可够愁人的。
首先，这一年极为炎热，葡萄的含糖量达到历史性高度，而20世纪80年代酒庄的发酵室里，却没有多少控制温度的手段。
玛歌酒庄的庄主Corinne Menzelopoulos至今还记得，酿酒顾问Emile Peynaud打了电话给她，说天气实在太热了，是不是可以去买一个时值两万英镑的降温泵，不然酒汁可能会坏掉。
Menzelopoulos当时刚刚接手酒庄两年，所有的投资她都必须仔细地商榷衡量。她问Peynaud，如果这是你自己的钱，你会花费那么大一笔资金买它吗？Paynaud万般不愿地回答道：“呃…………不会。”最后降温泵还是没买，不过Menzelopoulos从波尔多的各个餐厅买来了大量的冰用于降温，毗邻的酒庄也是这么做的。
愁人的高产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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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仅如此，1982年份还是个特别高产的年份，平均产量达到60百升/公顷，1983年还要更高一些。这在如今，是无法满足法定产区（AOC）的生产规范的（*现在梅多克AOC要求产量在50百升/公顷以下）。
和现在相比，当时的波尔多左岸酒农会更多地给土壤施肥，很少进行绿色采收。
此外，酒庄对葡萄的筛选也没有如今这么严格，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酒庄很少出产副牌酒（通常使用正牌酒筛选过后的葡萄酿制）。
就连玛歌酒庄，也在停滞了很长时间后，才在1977年重新开始酿造副牌“红亭（Pavillon Rouge）”；至于玫瑰酒庄的副牌La Dame de Montrose，则从1986年份才开始酿造。
尤其对于1983年份而言，过高产量给酿酒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人们不得不把发酵完的梅乐尽快从发酵缸灌进橡木桶里，好给赤霞珠藤出地方。
桶匠们甚至赶不及造出足够的桶满足酒庄的需要。当时酒庄通常在春天订购橡木桶，可是在高产的1982年，追加订单却在9月的纷至沓来，很多酒庄都买不到足够的桶来用。雄狮酒庄回忆道，从1983年开始直到2000年，他们每年都多订150到200只桶，以备不时之需。1984年，他们甚至拓建了酿酒厂，以应对激增的产量。
但是——结果我们也知道了，这诸多的困境，并没有妨碍1982年份成为一个历史性的经典年份，至今被人们不断地提及。
并非“生不逢时”
可能和大多数爱好者的认知不同，1982年份并非一个“生不逢时”的年份。它刚刚横空出世，绝大部分品评者就立刻认识到了它的品质。1982年9月，早在采收完成之前，波尔多的一份当地报纸就盛赞这是一个极为出众的年份。
但是，由于格外高昂的价格，不少欧洲的买家却不得不对1982年份敬而远之。
当年几乎所有的波尔多顶级名庄，都开出了比1981年份多一倍的价格（五家一级庄开价180法郎一瓶左右）。
这样高昂的价格，却给了美国买家们绝好的机会。适时华尔街生意兴隆，餐厅和美食美酒杂志数量暴增，商务差旅需求也日益激增，令美酒更令人无法抗拒。再加上当时的汇率是6法郎兑1美元（现在是1欧元兑1.13美元）。欧洲人买不起的五大一级庄1982年份，对美国人而言却是捡了大便宜。
最后我们再来说说1983年份——为什么这个年份的玛歌产区品质如此之高呢？主要原因在于，其他产区断断续续地降雨，玛歌却一直安然无事。
正如宝玛酒庄的记述：“1983，玛歌村时节正好。葡萄藤的每一个生长阶段，都有完美的气候相伴：6月花季温暖干燥，早夏骄阳似火，9月又变得温暖干燥，令葡萄达到完美成熟。这些塑造了极高的糖度——可与1982年份媲美——以及极其成熟的单宁。”
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Frank Prial 在他1984年的文章里写道， 1983又是个成功的年份，葡萄酒行业却开心不起来，因为他们还深陷1982、1981、1980、1979以及1978这些连续好年份的“泥潭”中：“当时的人们实在不想再要一个好年份了。可好年份还是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”
(编译：吴嘉溦/Sylvia Wu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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